问：像我岳父这样的病例在这里常见吗？
答：很常见。
问：和我岳父极其相似的病例每年应该有不少吧？
答：不少于一百。
问：根据你们的统计，手术插管后，经过治疗康复出院的比例有多少？
答：嗯……我们没有这个数据。
问：那么您自己经手治疗的这种病例，手术插管后康复出院的比例有多少？
答：我没有给自己统计呀……医院没有这个强制要求，我也没有这个精力……
赵和锋：“独立作家”专栏作家。自由撰稿人，自由摄影师。出版有多媒体摄影著作《狗语世说》（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），文化随笔集《美国的伤痛与救赎》（年广东人民出版社）。
岳父与吸血鬼
文/赵和锋1//
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，被日本兵抛了起来，下面是一杆冲天而立、刺刀竖起的步枪。这个孩子擦着刀锋边缘坠落，日本兵期待的尖锋对决并没出现。
于是再来第二次和第三次，但死神都与他擦肩而过。日本兵似乎失去了游戏的兴趣——走了，而这孩子竟也奇迹般地没被摔死。
这个孩子，后来成了我的岳父。
在谎言盛行真话稀缺的时代，这个奇闻却不是子虚乌有。因为岳父从来就不是什么大人物，既不需要通过注水增添份量，也不需要编造传奇提升价值，更不需要涂抹灵异色彩蛊惑世道人心。他的后脑勺确实有一个不大不小凹陷的坑，间接证明此言不虚。
这个根红苗正、自幼失父丧母的后生，此后成了一个一根筋跟党走的积极分子，在H省的国营公司从不懈怠地埋头苦干，以忠心耿耿的作为践行着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”的赤诚情怀，因过于卖力，四十多岁就染上职业性哮喘，而折磨他的这个顽疾一直伴随着他走到七十九岁的人生尽头。
生在所说的那个旧社会、长在所说的这个红旗下，从江姐、许云峰等光辉英烈形象里所提炼升华的红色基因，当然而且必须地要注入他的脑海。而岳父卧病在床之际仍然不忘交上党费，便是其死心塌地的明证。
不过令其做梦也想不到的是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日，却如小说中的江姐、许云峰那般惨遭“监禁”并“大刑伺候”。而且单一形式的“上刑”时间竟然远超江姐和许云峰们。
红色书籍描写，当年在重庆歌乐山麓的渣滓洞，国民党特务用皮鞭、烙铁、电刑和老虎凳拷打折磨共产党人，目的是要从他们口中撬出地下党组织的机密。而岳父退休后除了写写彩票号码，并不像《红灯记》中的李玉和那样握有密电码。那么他遭此厄运，究竟因为那般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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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父去年旧病复发，住进了H医院。由于多种疾病缠身，此次病势来得凶猛而且显得锐不可挡。一位主治医生当时给家属说了这样的话：要有心理准备，可能过不了这道坎。后来回想，这是唯一一位将严重后果告知家属的医生。因为岳父这时已经被确诊患有十一种疾病（病历上这样写：重症肺炎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；慢性肺源性心脏病；陈旧性肺结核；支气管扩张并感染；脑梗塞后遗症；右下肢静脉血栓形成；胆囊结石；低蛋白血症；多处皮肤软组织感染；2型糖尿病）。
十天后岳父进了ICU即重症监护病房。在借助呼吸机进行呼吸已经非常勉强的情况下，就面临第二步的手术治疗：气管插管。若气管插管失去效力，那就是第三步：切开气管机械通气。
我的姑姑是一位已经退休但具有丰富经验的医生。我把岳父的病况给她做了详细描述后，她给我做了如下表述：
一是她过往遇到这种无法治愈的情形，就会把真实病况及结果告诉给家属，是否进行手术治疗交由他们自己定夺。二是现在这个人如果是我的父亲，她会让我做出放弃手术治疗的决定，但现在这个人是我的岳父，那就让他的儿女去商定。
姑姑的话，与其说是医疗建议，毋宁说是做人的箴言。
岳父“嫡系”绝不轻言放弃的坚定与执着，医生模棱两可富有弹性的康复展望，这两者的结合使得手术成为不二之选。这样岳父在进入ICU后大约一周就顺理成章地做了气管插管手术，将他推上了是否具备钢铁意志的人生考验关口。
由于仍不见起色，岳父家人在三天后找了关系，医院的相关医生看了诊疗影像的片子，在得到鼓舞人心的答复后，医院的ICU。转院似乎是一个英明的决定，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不时地从ICU的“前线”医生那里获得“捷报”，比如某个病理指标已经下降了，而指标下降到一定程度病人就可以拔管了，拔了管也就意味着可以出院了。
这使我深感不安，且颇为惶恐。不是为岳父病况的“逆转”，而是因我起初不慎吐露真言，如实地转述了医生姑姑的原话。此种行径类似于林副统帅当年在井冈山发出的“红旗到底能打多久”的悲观论调，意味着无视星火燎原之势并丧失革命理想信念。历史已经证明，这样的人注定不是革命的同路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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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迫切想知道个究竟，于是琢磨了一个话语问询“程序”去见医生。在每天的探视时段，病人家属都会像驻外记者那样聆听外交部发言人那般的例行通报，区别仅在于这里是一对一。每天面对病人家属总想获取“新闻背后真相”的顽强坚持，医生要做出不把自己“绕进去”的解答，这绝对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活儿。而我通过与那位医生对谈，便窥测到了全部秘密，其中不可泄露的天机，就隐藏于下面几句：
问：像我岳父这样的病例在这里常见吗？
答：很常见。
问：和我岳父极其相似的病例每年应该有不少吧？
答：不少于一百。
问：根据你们的统计，手术插管后，经过治疗康复出院的比例有多少？
答：嗯……我们没有这个数据。
问：那么您自己经手治疗的这种病例，手术插管后康复出院的比例有多少？
答：我没有给自己统计呀……医院没有这个强制要求，我也没有这个精力。
这个不给答案的答案其实就是答案。如果我将此答案和“百分之百”划上等号，应该没有人会说我武断。
我这种质询性的发问引起岳父“嫡系”的担心，唯恐殃及病房里的“人质”。其实病人家属在医生那里的毕恭毕敬、谨小慎微和言听计从，事实上并不会给病人换来任何优待。譬如护士说她们会经常给病人翻身，但岳父临终的前几天我去探视，那时他意识并未模糊，我问他是否如此，他用摇头做了清晰的否定。
在ICU的57天里，用一个姿势将其固定在一个位置，这种“刑罚”我想那些革命先烈恐怕也未曾遭受过。我那时看到因“酷刑”而变得面目全非的岳父，除了可怜二字，已无其他言辞可以形容。他的身体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，所谓命悬一“线”者，换为“管”便是了。一个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变节，我想应该情有可原。
当手术插管渐失效力后，ICU的医生又建议施行气管切开手术，但是绝口不提康复无望这个事实。好在岳父的家人此时终于做出了理智的决定。而在他临终的病历上，先前的疾病不仅一样没少，反而增加了第十二项疾病（继发性癫痫）。
尤为可悲的是，同样是遭受残酷折磨，小说中革命烈士是被敌人所加害，因而他们的死显得崇高悲壮、“重于泰山”。而岳父却是被自己人以拯救的名义煎熬得欲罢不能，他的死也就显得无关痛痒、“轻于鸿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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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理完岳父后事的当晚，我做了一个奇诡的梦。
梦里出现了阎王，不过阎王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青面獠牙如同凶神恶煞，只是留着两绺长须，身居高位，不怒自威。
阎王的唯一事务是签发生死簿，显得忙忙碌碌，日理万机。因为阎罗殿里有包括鬼门关、黄泉路、忘川河、奈何桥等难以计数的部门以及叠床架屋的机构，每个层级都配备好几套班子，因而效率低下，“鬼”浮于事。
其实阎王提前两月就获知岳父医治无望，依照冥界程序当即签发了生死簿，好让他立刻脱离苦海，回头上岸。谁知经过上传下达，公文旅行数日后方出鬼门关。
像岳父这样一生一世未曾作恶之人，理应直接前往极乐世界。谁知一到鬼门关口就被一群小鬼拦了下来。
梦里我才知道，原来说的“阎王好见小鬼难缠”就是这个意思。小鬼们说，为了保持阴曹地府的先进性和纯洁性、凝聚力与战斗力，需要对每个新来乍到者进行全方位而且不留死角的政治审查，然后经鬼门关长签字盖章方可进门。因而有的耗时数日，有的耗时数周，有的耗时数月。但实际上小鬼们是以此为幌子把他们囚禁一处，然后换上白大褂，拿上类似听诊器那样的吸血工具，用尽全力吸取这些被审查者的血。整个鬼门关皆为吸血鬼所把持。
梦醒之后，难以入睡。俯察世态，感慨万端。
岳父自从进入重症监护病房，就像误入一个虎视眈眈、血口大开的压榨性商业作坊。病人成了网获的猎物，病体成了谋财的工具。这里用新概念、新技法制作上演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”的古老传奇。他们以瞒天过海的手段藏匿无法回天的真相，以虚张声势的伎俩施加生不如死的剧痛，以温情脉脉的做派将患者的尊严剥离得体无完肤，以关怀备至的方式把家属的祈望玩弄得遍体鳞伤。所有的手段只指向一个目的，就是耗尽医保费用或家属的经济支付能力。
但是平心而论，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，就是说人是环境的产物。好的体制抑恶扬善，不好的体制抑善扬恶；优良的体制惩恶赏善，恶劣的体制惩善赏恶。一些医生固然缺乏职业操守和道德良知，但在整个医疗传动系统中，他们只是一个零件，医院只是一个集成块。他们都被裹挟在这个系统中随波逐流、随俗浮沉。
尽管我以上所有的叙述皆查有实据，并且源自当时所有的手机录像记录，但我仍然医院的名字。因为这不是个别情况，也不是局部问题，而是系统性的弊病。医院院长王天朝从至年担任此职，仅用十年时间便受贿亿元并坐拥一百套房产，由此可知水有多深。
医院出来，正值夕阳西下，医院高耸入云的数幢大厦镀上一层璀璨的金辉。搅拌机彼时正在张狂地工作，为另一栋拔地而起的楼宇哐哐当当地助威。我在想，那掺和了砂石的混凝土，注入的水中是否也伴随着血污？那些由钢筋、水泥和玻璃支撑而起的建筑物，里面是否也铺垫了尸骨？
独立作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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